一副300多度的眼镜，一沓打印的A4样稿，斜躺在深棕色办公桌上。样稿上圈点着红色水笔，不算潦草的字迹批注出小说里亟待修改的词句。
这是科幻世界即将出版的又一本“世界科幻大师丛书”，红色笔迹出自姚海军之手。
作为副总编，姚海军其实已不再需要干校对这样的细致活儿了，但他主动要求来做，以这样的方式保持深度阅读。
1998年，姚海军只身来到成都，从科幻世界的读者俱乐部做起，到后来在编辑部主持“图说科幻”“封面故事”“科幻影视”“幻想在线年起，开始策划作家专辑和科幻图书“视野工程”。
经过多年的精心选编和打磨，“视野工程”逐渐收获了《天意》《逃出母宇宙》《天年》《三体》等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原创作品。
其中，《三体》三部曲在全世界内出版19种语言版本，销量突破2100万册，让中国科幻从杂志时代真正进入了畅销书时代。
姚海军的日常工作排得十分满当，大大小小的会议占据了白天，他不得不想方设法腾出时间“强制阅读”。做校对、参加文学奖项的评选，成了他短时间高效阅读的办法之一。
回望过去，正是书和阅读，改变了姚海军的人生轨迹，让他走出东北林场，来到成都，推开了科幻世界的大门。
2002年，科幻世界开始做作家专辑，刘慈欣、王晋康、韩松、柳文扬、星河、何夕等多位明星作家在那一年被集中呈现。
同时，许多作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仅靠《科幻世界》的杂志平台已经不能够满足作家的成长，科幻图书“视野工程”应运而生。
“视野工程”主推三大书系，分别是收录西方经典作品的“世界科幻大师丛书”，汇集海外各类风格和流派的“世界流行科幻丛书”，以及被给予最多期望、最核心的原创系列“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从第一本“中国科幻基石丛书”诞生起，姚海军就致力于挖掘和打造科幻畅销书。直到刘慈欣《三体》三部曲的出现，才让中国科幻实现了量变到质变的突破。
回忆起最初读完《三体》的感受，姚海军将其形容为“像千亿颗太阳爆发一样”，似乎所有的科幻作品都黯然失色了。
“世界范围内，没有一点一个科幻作家会采用刘慈欣那样‘非商业’的方法去创作科幻小说。刘慈欣将原本可以写成很多部长篇小说的创意集中在一部作品里，造就了不同凡响的冲击力和写作模式的突破。
“但正是用了这样的方法，《三体》才像一个集束炸弹一样，为中国科幻炸开了一条路。”
震撼之余，姚海军的第一反应是怎么样才可以对得起这部优秀的作品，把它传播给更多的读者。
对于三部曲作品来说，第一部的传播特别的重要。于是，他们很快决定在读者基数较大的《科幻世界》杂志上连载《三体》第一部。
“传播方式上必须要有所突破，因为我们之前推出的刘慈欣的书正常情况下也就是四五万册的销量。如果中国最好的科幻作家都只能卖几万册，那中国科幻就没有希望，这是科幻世界不得不承担的一个责任。”
2000年，姚海军在科幻世界的笔会上与刘慈欣结识。那时候条件有限，他们俩经常住一个标间，刘慈欣会向姚海军讲述自己正在构思的科幻小说创意，也会和他一起探讨新的科幻点子。
姚海军眼中，刘慈欣是一个平实的人，话也不多，如果不跟他深入聊天，没见过他的精神世界，就不会知道他内心有那么多波澜壮阔的幻想。但如果能想办法打开他的阀门，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
“他的科幻想法层出不穷，当很多科幻作家为创意枯竭而苦恼的时候，刘慈欣从来就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的挑战是如何将一个奇绝的想法落地，与现实对接。
“一个小说不单单是科学的想象，还要有人和人情，所以他需要一个幻想和现实结合的点，这个可能和其他科幻作家面临的挑战不一样。”
《三体》的畅销让科幻这个类型文学有了自己的明星作家和经典作品。姚海军认为，只有这样，类型文学才能冲出原有的领地，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它的价值才能被真正发现。
八十年代，中国科幻陷入低潮，出版社不能再发表或出版科幻小说。年轻的姚海军正就读于翠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他每周都要去书店找科幻小说，却总是失望而归。
无书可买、无书可读，加剧了他对外界信息的渴望。于是，他有了自己做杂志的想法。
《星云》是一本属于科幻迷的爱好者读物，汇集了各类科幻资讯和科幻迷撰写的评论。最初，《星云》还只是手刻蜡纸，姚海军凭着一腔热情，用书信与出版社联系并组织稿件。
毕业之后，姚海军进入了东北的一个林场做选材工。白天，他与工友们一道分装木材，双手沾满树脂、松油。夜晚，他独自沉浸在杂志编辑的乐趣中。那时候，《星云》仍然保证了一年推出三期的频率。
姚海军将那一段时间形容为“夜晚是《星云》的世界，白天是树木尸体的世界”（引自书籍《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
通过《星云》，姚海军结识了全国各地的出版机构、科幻作家和科幻迷。大家的“众筹”资助，让姚海军得以将《星云》持续做下去。《星云》每一期都有一个收支表，清晰地列出哪些科幻迷、作家、机构捐了款，科幻作家王晋康和韩松也在列。
“那时候《星云》杂志的制作很土，但是我们代表的那种精神，一点也不土，那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
1997年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之后，姚海军受到科幻作家们的引荐，经山西《科幻大王》辗转来到成都《科幻世界》。
姚海军最初加入科幻世界时，负责读者俱乐部的工作。彼时，科幻世界的发展蒸蒸日上，杂志发行量在2000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杂志社和读者的交流十分频繁，来信量每日可达百封以上。
姚海军的主要工作就是拆信封，写回信，糊信封，收集并反馈读者对刊物的意见，系统性整理给编辑部。
由此，姚海军了解到科幻迷群体对科幻文学的理解，了解到他们想要怎样的科幻小说，以及他们盼望科幻世界做出什么改变。
一年后，当姚海军正式加入由社长杨潇和主编阿来领衔的编辑部团队，这些经验都成了他的一笔财富。
“我本身是科幻迷出身，和科幻迷群体的交往非常紧密，这种状态其实更加有助于做编辑，既能了解作者，也能了解读者，像一个中间纽带。”
编辑就像一面镜子，既与作者惺惺相惜，也照出作品的价值与瑕疵。和不同的作者打交道，需要不同的方式。
刘慈欣向来是独行侠，创作上不需要太多早期介入。也有一些作家非常渴望倾听编辑的想法，这时候姚海军就会直言不讳地提出建议。
还有最能“救场”的作家柳文扬。姚海军当年主持的《封面故事》栏目，经常遇到时间紧迫却选不出稿子的情况。这时候他就会给柳文扬打电话，每一次柳文扬都能以很快的速度拿出很美的稿子，保质保量。
如今，90后甚至00后的作者开始涌现，和他们打交道， 姚海军没觉得有“代沟”，反倒是很触动。新生代作家的视野和科幻文学观经常给他带来很大冲击，也让他看到了希望，感到欣喜。同时，他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向年轻人学习，调整着自己的认知和观念。
过去科幻文学的发表平台比较单一，作家的选择不像今天这么多，因此编辑的意见就会受到更多的重视。但姚海军始终坚信一点，编辑要赢得作家的尊重，不在于发表他的作品，而是对作品提出有见地的意见。
“如果我们对他的作品问题不予以指出就发表，似乎是对作家好，但实际上对他的创作并不是一件好事。假如你给我什么稿子，我都给你安排一下，是不是就能赢得作家的尊重？这是要打问号的。”
编辑要有自己的文学标准，有自己的坚持，为作家设身处地地想一些处理方法。姚海军认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很重要，能帮助作家提高个人的作品质量。
姚海军经历了八十年代的“闹书荒”，也见证了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爆炸。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信息获取的方式，也改变着科幻产业的格局。
比起小说，电影艺术可能是科幻最好的表达方式，它能够用直观的画面传达需要大量文字才能刻画的场景。
姚海军认为，像《三体》这样的硬科幻，很考验一个国家电影工业的总实力，从剧本改编到设定、道具、布景、音乐、美术、演员选择，每一个环节都充满挑战，国内的电影工业在科幻制作方面还比较薄弱。中国电影人能否把握住科幻片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观念性难题。
去年，科幻世界与融创文化合作成立融幻影业，专注于科幻文学版权运营、孵化优质科幻影视项目及IP。
姚海军希望中国科幻能从出版时代进入影视时代，这样整个生态才能更完备，行业更着迷，才会吸引更多优质的人才进入这个领域。
对于成都来说，2021年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今年，成都将申办2023年的世界科幻大会，如果成功，成都就将成为第一个举办世界科幻大会的中国城市。
姚海军认为，在与科幻的结合上，成都这座城市具有无法替代性，他也希望能与科幻世界一起，在未来城市的规划中真正发挥一些作用。
与姚海军对谈时，他语速缓慢，不急不躁。外表谦逊柔和，内里却潜藏魄力和果敢。
从DIY的科幻迷杂志《星云》到读者俱乐部和编辑部，再到科幻图书“视野工程”，姚海军一路坚持，直到《三体》等畅销书的爆发，形成意想不到的连环效应，让中国科幻“出圈”，逐渐走入影院和大众视野。
这个过程离不开他与编辑团队对作品的每一次严格编选和把控，也离不开他们对科幻产业的整体性思考。
在《我信仰阅读》一书中，传奇出版人戈特利布说，”我明白了所谓出版行为，本质上是把个人激情传给大众的行为。”
每一本好书或者好内容背后都有一个好编辑，编辑就是在读者看不到的地方把自己对于一本书和一个作者的热情传递出去。而编辑的文学素养、审美、价值判断以及持之以恒的付出显得很重要。
在姚海军之前，已经有杨潇、谭楷、阿来等科幻世界的前辈铺路。在他之后，还有一批批年轻的编辑力量不断延续，生生不息。